中國網新聞2月7日訊（記者張艷玲）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近日發布，是新世紀以來的第14個一號文件，與去年一樣，繼續聚焦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“但今年的一號文件把為何進行供給側改革及怎么改說清楚了，這是重要貢獻之一。”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、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孔祥智在接受中國網記者采訪時表示。

中央一號文件為何再次聚焦農業供給側改革？

一號文件指出：“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，突出表現為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。”孔祥智認為，這些矛盾具體表現為：部分農產品由于政策性因素導致“三量齊增”，最突出的是玉米，近年來，生產量、進口量和庫存量都在增加，東北地區庫存量超過了一年的生產量。另外，部分農產品出現區域性過剩，造成生產能力的浪費，如蔬菜，供給質量遠遠達不到消費者要求。大部分農產品的供給質量達不到消費者的要求，突出表現在奶制品，自2008年“三聚氰胺”事件以來，消費者的信心遠沒有恢復。

“上述問題的集中表現，2016年農民收入出現了13年來首次增幅下降，使得2020年能夠實現農民收入倍增計劃出現了疑問。因此，2017年再次聚焦供給側改革，意義非常重大，不僅從近期著眼于農民收入的持續提高，從遠期或者根本上看，對于提高現代農業發展水平，提高農業整體競爭力具有很重要作用。”孔祥智說。

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七大亮點

談到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亮點，孔祥智說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：

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側重于兩大方面，一是結構調整，轉變農業發展方式；二是改革，通過改革理順阻礙農業發展的體制、機制性矛盾，提高農業農村農民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；

明確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中補短板的內容。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。文件強調補短板的四大方面內容，即“持續加強農田基本建設”“深入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治理和美麗宜居鄉村建設”“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”“扎實推進脫貧攻堅”；

強調科技對農業發展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作用，并強調新技術的應用，比如電商產業園；

強調農業產業鏈的延伸，通過延伸產業鏈提升農業產業的價值以及農民收入所占的份額；

強調生態建設。文件第二個大問題即部署生態建設工作，即“推行綠色生產方式，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”，這在2004年以來14個中央一號文件中是第一次把農業生態建設提到這樣高的位置；

提出以體制機制改革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收入。2017年農業改革的任務主要是“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”“完善農業補貼制度”“改革財政支農投入機制”“加快農村金融創新”“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”“探索建立農業農村發展用地保障機制”“健全農業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農村創業創新體制”等方面，要通過改革解決農業發展中的體制機制矛盾，使農民在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中獲得更大的份額，同時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；

首次提出“三區”的概念，即稻谷、小麥、玉米糧食生產功能區，大豆、棉花、油菜籽、糖料蔗、天然橡膠等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，園藝產品、畜產品、水產品、林特產品等特色農產品優勢區。通過“三區”建設，推動生產要素向優勢產區聚集，切實將區域資源優勢變成產品優勢、產業優勢和競爭優勢。這種劃分方式使得農業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體化、可操作化。有利于不同產區內政策的落實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。

讓農民成令人羨慕的職業關鍵在哪兒？

“把農民變成讓人羨慕的職業，主要是兩個方面要取得突破，一是收入，二是勞動條件。”孔祥智說，從收入看，城鄉居民收入之比仍然高居1:2.7，整體上差距仍然偏大，當然大城市郊區、經濟發達地區的部分農民收入已經高于城鎮居民，不過不是農民中的主流。從勞動條件看，盡管主要糧食作物的機械化水平已達到75%以上，但整體上農業機械化水平依然偏低，農業勞動強度依然偏大。因此，要想使農民變成真正使城市人羨慕的職業，還需要進一步下功夫。

“今年的一號文件對于農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從兩個方面發力，一是農業結構調整，通過調整結構，提高農業競爭力，進而提高農民收入；二是實施農業補貼、農村價格政策和農村社會保障政策，提高農民收入在國民經濟再分配中的份額。這兩個方面同等重要。”孔祥智說。

孔祥智表示，農業結構調整是篇大文章，也是一號文件的重點內容之一。文件從八個方面部署了今年的結構調整工作，而且第一次提出了“現代農業產業園”的概念。中國農業結構調整自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提出了，持續了30多年的時間，調整還遠沒有到位，還需要繼續調。

孔祥智認為，新時期的結構調整要側重于三個層面：首先是數量上多和少的關系。主要是玉米等作物要調減，飼料等作物要調增等，這是淺層次的結構調整，通過農產品價格機制、市場機制完全可以解決。比如2016年全國玉米調減了3000萬畝，超過了農業部門提出了1000萬畝的目標，就是市場的作用。

其次是質量上高和低的關系，主要問題是大部分農產品質量偏低，安全問題頻發，難以滿足城鄉消費者的需要。尤其是一些農產品中農藥殘留超標，給農業環境和消費者的健康都帶來負面影響，應該從根本上得到解決。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解決是長期的，根本上還是通過市場引導，但基礎不是分散的小農戶生產，而是組織化，即通過“公司+農戶”或者“合作社+農戶”的方式組織起來，由公司或者合作社面對市場，面對消費者，出現質量安全問題由公司或者合作社負責到底，這是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治本之策。

再次是技術上先進和落后之間的關系，即先進技術、先進生產方式和落后技術、傳統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，要采用先進農業技術、先進的生產方式，包括提高農民的組織化、產業化水平，擯棄落后技術以及傳統方式中不適應現代農業部分，提升農業的整體素質，提高農業競爭力。

還有一點比較突出的是，今年一號文件也強調規模經營，但強調“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，通過經營權流轉、股份合作、代耕代種、土地托管等多種方式，加快發展土地流轉型、服務帶動型等多種形式規模經營。”

孔祥智說，2015年以來，由于糧食價格尤其是玉米價格的變動，土地流轉形成的規模經營出現了停滯甚至下降趨勢，但由社會化服務帶來的規模化呈上升勢頭。突出表現就是山東省供銷社系統在全省范圍內推行的土地托管，即全程社會化服務，給經營主體（農戶、家庭農場、合作社）、服務主體（由基層供銷社領辦的服務組織）雙方都獲利，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。這一經驗值得推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