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訪對象：王燕生，1951年生。北京市人大附中學生，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，住同一孔窯洞。當年底參軍入伍，復員后曾在工廠和科研單位工作。1993年出國留學。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職。

采 訪 組：本報記者 邱 然 黃珊 陳 思 等

采訪日期：2016年5月11日

采訪地點：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

采訪組：王燕生同志，您好!很高興采訪您，請您講一講當時知識青年下鄉插隊的大背景。

王燕生：1968年12月22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發表題為《我們也有兩只手，不在城市里吃閑飯!》的文章，公開發表了毛主席“知識青年到農村去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。那個時候，全國各地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傳達毛主席的指示，大家熬著夜上街游行，敲鑼打鼓。

我是人大附中的，家在農科院。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時候去參軍，但毛主席指示一下來，我考慮還是響應毛主席號召，去當知青。我們那一批知青里面，大部分人去插隊都是因為聽了毛主席的指示，可能還有家庭、個人所處的環境等因素。

采訪組：您還記得離開北京去插隊的情形嗎?

王燕生：北京知青是從北京站坐專門的列車走的，來送行的人特別多。我記得自己從北京站上火車的時候，我父母沒來，是我的兄弟姐妹來送我的。當時心里充滿了好奇和期待。我忘記自己是否哭了，來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。我們乘坐的那列火車，車廂里面是一個個的格子，每個格子里面坐七八個知青。

那時候坐火車可到不了梁家河，連北京直達延安的火車都沒有，我們是從河南繞過去的。我記得是在陜西銅川下的火車，在附近住了下來，住的地方沒有床，我們就把稻草鋪在地上，睡了一個晚上。第二天，我們坐大卡車到延安，在那里住了一個晚上。第三天，我們坐大卡車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。文安驛公社在公社大院請下鄉知青吃了一頓飯，用大籠屜蒸的白饃，還有豬肉燉菜。知青們圍成一圈，蹲在院子里吃。我們這些從北京來的孩子覺得這些飯菜很普通，沒有什么特別的。后來，經歷了插隊的艱苦生活，回想起那頓飯來，真是了不起。當時公社為了招待我們知青，拿出了他們能拿出來的最好東西。

我們知青在文安驛公社大院里吃飯時，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墻頭上看。當地老百姓很淳樸，一聽說北京來的知青，都說是“中央來的知青”，“毛主席身邊來的人”。吃完飯以后，開始集合，念名單，各村來接各村的知青，這時候我們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。梁家河的人來幫我們搬行李，我們就給人家遞煙。農民看到我們給的是過濾嘴香煙，都是雙手接煙的。當時，我們給的煙都是牡丹、中華，也有大前門。大前門雖然在北京屬于很一般的煙，但在農村算是非常高檔了。

采訪組：你們是怎么從文安驛到梁家河的?

王燕生：來接我們的梁家河村民，幫著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驢背上和平板車上，很快就堆滿了。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，村民們就幫忙拎著。行李堆中有一個不起眼的小棕箱，一位叫張太平的社員覺得這個箱子比較小，拎著就行了，不用放在平板車上了。誰知，他拎起來之后就大聲說：“這個小箱子看著不大，咋這么沉啊?”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，后來才知道是他的，里面裝得滿滿的都是書。

就這樣，梁家河的社員和我們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。到村里時，天已經快黑了。

到了梁家河，由于我們知青的灶還沒開起來，晚飯就到各家各戶吃派飯。村民家里都點著煤油燈，讓我們上炕吃飯。我吃派飯的那戶村民給我做了饸饹面。我吃的時候，在饸饹里發現了一丁點兒羊肉沫兒。我當時還覺得肉少，后來才知道，農民過年才能吃這個。

我從村民家里出來，村民說送我回去，我說不用送了，結果一出門，外面沒有路燈，黑咕隆咚的，我兩眼一抹黑，還真找不到我們住的窯洞了。等我找到了窯洞，近平他們吃飯也都回來了，我們一交流，各家各戶的派飯都做得挺好，有高粱面的饸饹，有饃饃片。

我們六個人要在一鋪炕上睡覺，當天晚上分鋪位。楊京生愛干凈，離灶臺遠一點，住在靠窗戶的第一個。雷平生的母親在延安待過，她告訴雷平生離灶臺近的地方暖和，他就睡在離灶臺最近的鋪位，結果那個地方太熱，把被子都給烤糊了。近平沒有刻意選，就在雷平生旁邊的鋪位住。

采訪組：當地有的社員說，你們到梁家河之后，拿出面包來喂狗，在那個糧食匱乏的年代，他們有些不理解。您了解具體情況嗎?

王燕生：其實這是一個誤會。我們下鄉時，每個人都可能隨身帶一些吃的、用的。有人帶了面包，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幾天，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，到梁家河的時候就發霉了。發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，人吃了會拉肚子的。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，隨便亂跑，跑到我們院里的時候，我們就把發霉的面包拿出來喂狗了。剛到梁家河時，我們和村民彼此還比較陌生，接觸少，互相不了解情況，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小誤會。后來，我們和村民漸漸熟悉起來，就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誤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