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原標題：“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”）

采訪對象：

戴明，1952年生。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，住同一孔窯洞。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，曾做過教師、科技副縣長，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，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(正處級)任上退休。

采訪日期：

2016年6月6日

采訪地點：

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

據學習時報

南泥灣留下好印象，父親讓我毫不猶豫去陜北

采訪組：戴明同志，您好！1969年，您與習近平一起到陜北的梁家河村插隊。請您講一講當年知青插隊的背景和選擇到陜北去的原因。

戴明：知青插隊的背景，簡單來說，就是席卷全國的“上山下鄉”運動。實際上，我們當時也談不到“想去”或者是“不想去”，這就像是一場巨大風暴，把我們都卷到里面了。如果我們不響應號召，那肯定不行。如果不走，居委會的老太太、學校的老師、革委會的工作人員，就會天天找上門來談話，動員我們下鄉插隊。

根據國家安排，我們那一批知青，插隊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陜西。我問我父親是去山西好，還是去陜西好？我父親毫不猶豫地說：“當然是陜西好！陜北可富裕了，條件很好。婆姨都不上山勞動。”我父親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，就是因為他們在陜北工作的時候，當地有一個持續了多年的大生產運動，農業各方面發展得很好。而且，當時南泥灣留給我父親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“南泥灣，好地方，好地呀方，好地方來好風光……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”。所以，他對我說：“你肯定要去陜北。”

那一年，我不到17歲，近平不到16歲。因為近平早上一年學，所以他是我們幾個北京知青當中年紀最小的。

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，就是習近平在笑

采訪組：你們從北京出發趕赴陜西，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？

戴明：還有些印象，一些細節還記得挺清楚。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。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，當時一看，好家伙！人山人海，擠都擠不動。

我們乘坐的“知青專列”能容納一千多人。車停在那里等待出發的時候，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。有這么多人送我們，場面這么隆重，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，覺得還挺光榮的。可列車一開動，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，不光女知青哭，男知青也哭。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，大多都沒怎么單獨離家出遠門。

多年以后，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。他說：“在去延安的專列上，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是1969年的1月份，全部都哭啊，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。就是我在笑。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，你怎么還在笑啊？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，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，我走這不是好事嗎？我哭什么呢？他們聽后就破涕為笑了。”

“知青專列”從北京出發，經過河南，過黃河大橋，沿著隴海線，一路到了西安。沒換車，火車又開到了銅川。抵達銅川的時候，已經是晚上了。

第二天很早就起床，吃過饅頭、咸菜，之后就準備出發了。出發的時候，天已經亮了。一二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。

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。我們上車的時候，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：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，黃土滾滾，鋪天蓋地。當時看到那個情景，我們都很興奮。等到上車走了半天，凍了一路，吃了一路的土，我們也就不興奮了。

就這樣，一路顛簸到了延安。下車的時候，我們身上全都是土，變成一個個“土人”了。那時延安城特別小，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。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，是個二層樓房。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，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，寒風一吹，燈罩“啪啦啪啦”地響，燈光一閃一閃的。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——“原來這就是延安”，心里涼了半截。

接下來的一天，我們繼續坐卡車，從延安到延川200里地，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，全都是盤山路，在塬上繞來繞去，走了很長時間。

從這里開始，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，車越來越少了。

近平一路上都沒怎么說話，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，一是疲勞，二是忐忑，我們都蔫了。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，總也不到地方。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，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：“師傅，你是不是走錯了？”司機說：“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，走不錯的！”

我們終于到了文安驛公社。下車的時候，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。一下車，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《毛主席語錄》，一條白毛巾。

吃過飯，各個生產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里等著我們了。